中国报告大厅网讯，儿童教育机构疫情影响下2022年市场需求遇冷，作为学前教育或早期教育的后半阶段，是一个孩子教育与成长的重要而特殊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儿童教育机构数量繁多，但大多数资金规模较小，行业竞争十分激烈。
现如今，许多家长都很重视儿童早期教育，却容易轻信各类儿童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噱头和口头承诺，最终陷入恼人的纠纷之中。为此，北京东城法院在选择教育机构、履行教育合同、树立维权意识等方面给家长们支招。
国家对于培训机构出售课时包的金额上限制定有严格的规定，家长应详尽掌握相关政策规定，一旦出现培训机构违规推销高额“课时包”时，坚决予以抵制。虽然有关部门已出“重拳”规范教育市场，但仍有部分“地下”培训机构依仗原有生源继续违规经营，利用消费家长的信赖推销高额课时包。该类培训机构无办学许可、无资金监管，一旦卷钱跑路将踪迹难寻。
由于目前数字支付方式的普遍应用，家长在交纳课时费时出于便捷常常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支付后才发现收款码为个人账户，此时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与维权意识，及时索要加盖培训机构公章的培训费发票或收据并长久保存。为保险起见，更稳妥的支付方式为汇款至与营业执照名称相符的培训机构对公账户，并保有培训费发票。
一旦发现培训机构有未按时支付培训场地租金、未按时发放员工工资等“苗头”时，务必提高警惕，充分预判并衡量风险，有意识地取证。比如，要求培训机构出具剩余课时费用清单，要求培训机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如果决定解除培训合同，则应积极敦促培训机构尽快退费，或至少与培训机构办理结算，明确应退费金额，并签订书面解约协议。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女性权益观念与早教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已成为各国高度重视的家庭政策议题, 并被上升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英、美、日等国家的托育行业已发展较为成熟，但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还处于成长期。
综合组织数据显示，2016年0-2岁幼儿入托率平均值在33.2%，其中有10个国家超过50%，这10个国家大多数是欧洲国家，韩国以53.4%入托率成为亚洲首位。而根据2019年全国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抽样调查，我国总体入托率为5.6%，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准。
2022-2027年中国教育培训业产业运行态势及投资规划深度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绝大多数家庭有托育需求，仅8%的家庭表示完全不需要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剩下的92%的家庭中，需求较为强烈的约占70%左右。虽然家长对托育有较强需求，但家庭消费能力却与当下的托育费用极不匹配。根据上海区域的调查，八成家庭能接受托育消费3000-4000元/月，但市面上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消费普遍在5000元/月左右，而条件较好的，月收费高达1万/月以上。
除了对低龄教育高投入的迟疑，隔代抚养的观念根深蒂固，一部分家长的托育仍是通过老人照护加保姆辅助完成。许多家长依然认为幼儿园才是婴幼儿迈入集体生活的起点。低龄专业照护和家长理念不匹配，直接导致托育园所招生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与幼儿园的年度招生不同，托育机构基本处于全年招生状态。多位从业人员提到，托育作为具有周期性的行业，3-6月是招生黄金期，7月、8月则为淡季，园区常常处于不饱和状态，托育机构要花很多时间配合招生推广及宣传，如何良性运营，一直是这一行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
疫情反复也时刻考验家长的信心，有一部分托育需求可能会随之消失，这也会直接导致招生恢复周期拉长，而招生疲态、入托率下降也会引发教师离职潮，从而更进一步增加运营维护成本。因此，有业内资深人士认为，疫情过后，30%的托育机构或将面临倒闭危机。
尽管比起民办幼儿园的萎缩，托育机构仍在崛起之中，但目前市面上托育师资的极度紧缺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相较于幼儿园1:7至1:10的师资配比，托育机构要求提高到1:3至1:5，虽然托育机构的孩子大体上少于幼儿园，但孩子年龄更小，教师工作量大，需要更为细心的照料，在开不出高工资的情况下，师资短缺始终是托育发展绕不过的痛。
此外，市场初启，许多幼师或早教老师转型托育，但托育机构要求的专业师资是经过培训取得育婴师资格证的人群，而非一纸“幼师证”。业内人士张老师看来，市场对托育机构的老师要求甚至更高，他们不是育婴师，不是幼师，不是医护人员，但必须是这三者综合体。而目前托育培训和高校人才培养的滞后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师资缺口，因此，对于广大托育机构，专业团队可遇不可求。
儿童教育机构发展方向光明，国内民众市场需求持续挖掘潜在需求，市场供给能力却普遍较弱。在政策的指引下，未来儿童教育机构竞争将倾向于结合自身资源和能力，在资本协同帮助下，打通学前教育产业价值链关键环节之间的比拼，在此背景下，平台型公司显然将更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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