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垃圾焚烧处理政策频繁出台，为垃圾焚烧处理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按理说在政策红利的保航下，垃圾焚烧处理行业必将是风雨无阻了。但实际上当前的垃圾焚烧处理行业却是“内忧外患”：一边是“垃圾围城”危局日趋严峻，一边是随之而来的邻避潮涌。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面临的生活垃圾问题显得愈加严峻，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
生活垃圾不断增长。宇博智业《2016-2021年中国垃圾焚烧行业专项调研及投资价值预测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年均产生的生活垃圾达1.61亿吨。来自权威媒体的报道消息称，2009年之前，北京市超9成的生活垃圾通过卫生填埋方式进行处理，每年要消耗掉500亩土地。按照年均8%的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增速，几年之后全市的垃圾填埋场将再无“用武之地”。
不止北京。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广州、深圳同样也面临着“垃圾围城”的窘境。广东省科协的一项调研显示，仅在广州、深圳两地的人均生活垃圾产量就超1kg/天，年产量均超过500万吨。而在舆论看来，前段时间发生的“垃圾偷倒太湖”案，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上海生活垃圾的处理困境。另据权威媒体此前报道，中国城市垃圾正以每年8%—10%的增速、占地面积达5亿平米的架势汹涌袭来。
如此巨量的城市生活垃圾该往何处去？首先，垃圾处理得符合“三化”原则，即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等三措并举。另一方面，作为较之填埋更为低能耗、较之堆肥更为环保的一种处理方式，焚烧成了至今垃圾最为合理的归宿。
在近期出来的环保政策中，亦可探明垃圾焚烧的重要性。在发改委、国土部、环保部与住建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求各地尽快补齐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短板。与此同时，该意见还对明确了各地垃圾焚烧的处理进程：截至2020年底，全国设市城市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总处理能力的50%以上，全部达到清洁焚烧标准；分为核心区、防护区、缓冲区，核心区的垃圾焚烧项目还应一应配套有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生产管理、生活服务设施。
然而，一方面感觉行业春天将至，另一面在现实困境中却倍感压力：兼顾着技术优势与政策红利的垃圾焚烧却始终“红”不起来。为啥？源自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困境——邻避运动。
家里有垃圾，都知道要处理，但是都不想在自己家门口处理。“不能建在我家旁边”、“一闹就停”……广东肇庆、湖北仙桃、浙江海盐、海南万宁……2016年以来，自一些地方垃圾焚烧的发电项目呼之欲出，便遭到了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
日益增多的邻避运动，一方面造成社会矛盾扰乱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影响了产业有序快速发展。
在业界资深人士傅涛看来，邻避运动频发的原因在于，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公众对生态环境日趋重视之际，认知程度亦水涨船高。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企业、政府、公众始终处于不同“频道”上，也凸显出垃圾焚烧的行业痛点。而部分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质量参差不齐，也导致了“邻避运动”普及化的加剧。据公开资料，仅在2016年一季度，在环保抽检的逾100座垃圾焚烧厂中，30座被发现存在超标排放的违规行为。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误解。最为公众所熟知的是，被夸大的二噁英污染。诚如随着环保处理技术日臻精细，二噁英问题早已可知、可防、可控。在2016年1月1日印发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中明确指出，二噁英排放限值需达0.1纳克/立方米。而在此前的网络流传中，这一标准曾被指较欧盟标准宽松几十倍。但事实上，国内标准是小时均值，而欧盟标准则是日均值，两者既不在同一衡量标尺上，又岂能“同日而语”呢？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就不能直面吗？这就是我们行业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业界资深人士江晓华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指出。而众多业界人士均认为，破局垃圾焚烧困境，还需从政府、企业、公众三方面综合考量，即以客观运行数据为基，在垃圾焚烧项目的选址、建设、运行、监督等多个路径，建立相应的透明、阳光、公平的三方沟通渠道。
此外，“既不是‘天使’，也非‘魔鬼’”的垃圾焚烧市场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品牌时代。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日前在接受中国环境报采访时曾明确指出，“经综合计算，截至2020年底，我国垃圾焚烧规模有望达到62吨/日，需至少新增垃圾焚烧发电规模30万吨/日以上，相当于新建300个1000吨/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照此规模，未来5年的市场规模将超过这个行业此前30年来建设规模的总和，行业不言而喻。
未来垃圾焚烧能否跨越“邻避”困境，通过重塑行业再造一个黄金时代，还需拭目以待。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困境、屏障一旦打破，垃圾焚烧处理行业比将迎来飞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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